国际仲裁的特区故事｜朱茂元：双城往事两则
发布时间：2021-03-22 14:25:57
编者按：
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仲裁委员会，曾用名中国贸促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办事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文简称“深国仲”，英文简称“SCIA”）由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创立于198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产物，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也是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
近40年来，深国仲锐意改革，持续创新，积极推动中国仲裁的国际化、现代化和专业化：1984年，在中国内地率先聘请境外仲裁员；1989年，开创中国内地仲裁裁决依照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获得境外法院强制执行的先例；2012年，在全球仲裁机构中率先探索法定机构管理机制，成为中国内地首个推行国际化法人治理机制的仲裁机构；2017年，创建中国国际仲裁第一个海外庭审中心，并开创常设仲裁机构合并的先例；2019年，率先探索国际仲裁“选择性复裁”制度……目前，深国仲仲裁员覆盖77个国家和地区，仲裁和调解当事人遍及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特区国际仲裁已经成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国仲和深圳商报在2020年以“深圳特区40年·我与特区国际仲裁的故事”为主题，广泛征集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初创者、特区仲裁治理机制改革的参与者、仲裁员、调解员、谈判专家、律师代理人和中外企业当事人的故事，共同回顾特区国际仲裁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持续创新发展的历程。今天分享的是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茂元先生的文章。本文已收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的《泉眼无声：国际仲裁的特区故事》之中。
朱茂元，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
双城往事两则
朱茂元
纽约：国际仲裁中美高峰对话
2018年6月27日下午两点多，在纽约城中心的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西南角，120多位来自美国仲裁界、学术界、律师界、工商界的专业人士，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18楼综合会议大厅连同外部走廊和前厅挤得满满当当。这场活动的主题“中国的国际仲裁是否公正”非常有张力，发起活动及主讲者是深圳国际仲裁院的刘晓春院长，参与对话的有刚刚卸任伦敦国际仲裁院院长的威廉·帕克（William W. Park）教授，美国仲裁协会（AAA）和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JAMS）的专家等。在活动主要议题结束后，深国仲的沈四宝理事长走上讲台总结道：“这是一次国际仲裁的高峰对话，不仅在美国展示了中国仲裁的新形象，大家也了解了美国、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仲裁文化的特点。”五点钟左右对话会结束了，意犹未尽的律师、教授、仲裁员们聚在大厅、前厅和走廊里继续热烈讨论，交换名片，认识新朋友，直到夜里八点多，曼哈顿已经满城灯火，人群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当沈四宝教授在总结时说出那句“这是一次国际仲裁高峰对话”时，我的一颗紧张的心才开始松弛下来。这里是纽约曼哈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日每夜，满城上下，到处都上演着各种精彩的活动，更不要说百老汇的经典剧目了，一剧演十年，日夜不停歇。但是很多活动看起来有精彩的图片，其实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纽约一游而已。老纽约客都知道在纽约办活动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在这活动一个多月前，晓春给我发微信，说我们要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纪念《纽约公约》60周年活动，顺道拜访深圳国际仲裁院的美国仲裁员，给大家培训新修订的仲裁规则，问我在不在纽约，有没有空参加？老朋友来信息，好久没有联系了，我当然很兴奋。一来二往，我们两个通过微信语音把仲裁员新规则培训活动变成了要办一场国际仲裁高峰对话会，要在纽约发出国际仲裁的中国声音。不过，第一轮商量快结束时，我发现这个任务落到我自己头上了。
我放下电话，大脑高速运转起来。因为活动时间已定，只能在晓春他们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活动的那一两天，必须马上确定活动主题、主讲嘉宾、场地和邀请参会对象。其中相对容易的事情是确定场地，但是纽约活动多，好地方也要早早地预定下来。我马上想到中国银行的新大楼，在第六大道和40街的交界处，是城中的显要位置，其位于18楼的综合会议厅肯定合适，贵宾室、前厅、大走廊，装修现代，设备先进，场地开阔，一应俱全，经纽约消防局核定的最大接纳容量为120人，这个规模对这场专业活动来说也正合适。我立即给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徐行长打电话求援，希望他把场地预留给我们。我和徐行长是老朋友了，2000年前后，徐行长还在总行公司部当副总的时候，我就是总行的顾问律师，协助起草审定了中行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和风险管控流程，受他委托还给中行全国分支行做了巡回培训。徐行长不仅是中国银行美国地区的行长，同时也是美国的中国总商会会长，一听我讲中美仲裁界的大腕要聚到一起研讨商事仲裁的公平公正问题，一贯以增进中美商界交流为己任的徐行长爽快地答应了，还指定秘书小郭和总商会的行政班子全程协助筹备工作。场地就这样确定了。
既然定了要办国际仲裁高峰对话会，那就一定要邀请到国际仲裁的高峰人物作为主讲嘉宾。我又在脑子里把那些在华尔街行走的律师朋友们搜索了一遍。最终在McDermott做跨境税务筹划律师业务的周博士向我推荐了她的导师帕克教授。帕克教授刚刚卸任伦敦国际仲裁院院长，是国际仲裁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国际仲裁虽然伴随着深圳的改革开放一起发展过来，历史积累并不长，但是最近十几年发展迅速。经历深圳国际仲裁院十多年改革进程的晓春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是他和晓文设计、推动、亲历亲为地参与了深圳国际仲裁院（即原来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的法定机构治理改革和国际化创新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对于如何建设一个中国国际仲裁的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事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没有断过，我知道他有着系统的深刻思考，他需要找一个等量级的人物对话。如果帕克教授愿意赴会，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这位帕克教授虽然年过七旬，依然全球飞，国际会议、仲裁开庭、学术活动排得满满的，他的工作时长我们年轻人都赶不上。我只好请周博士不间断地追踪老先生，不断地给他发送深圳国际仲裁院和晓春的资料，以便他加深了解。一直到5月15日，经过反复调整时间，终于让帕克教授和晓春通过电话会议做了交流，锁定了对话主题，聚焦在中国国际仲裁的公正性建设方面。过了三天，我们终于收到了帕克教授的邮件，确认参加会议并担任主讲嘉宾。
落实了会议场地、对话主题和主讲嘉宾，一场国际仲裁高峰对话会的大框架就成型了。幸好得到总商会行政总裁Candice的全力支持，各项会务工作有条不紊地准备着。6月26日，晓春他们从广州飞来纽约，立即转机去了华盛顿访问世界银行，第二天早上第一班飞机回到纽约，我在城里等他们一起去拜访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JAMS），中午就在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有限公司会议室里吃口盒饭，下午两点赶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大楼参加对话会。等我们一见面，我发现晓春的嗓子几乎完全哑了，站在纽约街头，我只看见他跟我张嘴，却听不见他的声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来美国前已经在国内连续办了两场大型专业活动，来美国后时差都没有调整就连轴转，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了。这个样子，下午他怎么演讲和对话呢？我立即到超市买了润喉片，让他一次多含上几片，不间断地含着，尽量少说话。下午开场后，一站到讲台前，他的嗓子居然好了，演讲效果非常好，虽然听得出来声音还是有一点点沙哑。晚上客人散去，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附近的餐厅吃饭，我们发现晓春的嗓子又哑了，神情看起来也极其疲倦，他只能看着我们大吃大喝、大声说话。
深圳：亲历中国最大仲裁案件
在纽约国际仲裁高峰对话会上，有几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件是，晓春在主题演讲中简略提到深圳国际仲裁院仅用13天时间妥善解决了一件目前中国最大标的额的仲裁案件，该案涉及中美两国三方当事人。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2015年5月，我作为该案的咨询专家协助晓春处理该案的日日夜夜。
那年春夏之交，有一天晓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宗案子希望我飞到深圳帮助处理。这宗案子三方当事人事前并没有签订仲裁条款，但是现在三方当事人经过“尽调”都愿意将争议提交给深圳国际仲裁院，并且共同要求晓春做独任调解员和独任仲裁员组庭处理，时间上又要求很急，希望尽快处理完。这是一起土地出让纠纷案件，有没有可仲裁性？案情涉及土地出让等一系列专业问题，案件标的额高达134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标的额的商事仲裁争议。案件复杂，责任重大。
199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从事与房地产相关的业务。自1994年到中伦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律师工作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从事与土地、城市开发相关的业务。2005年我开始担任仲裁员，接受指定的案件90%以上也都是房地产和建设工程纠纷案件。正因如此，晓春才找到我。我立即收拾行装，根据晓春电话里简单介绍的案情，先把书柜里我认为有用的参考书装了一个箱子，隔天就到了深圳。第二天熟悉案件资料，第三天开庭开始协助调解。
到了以后才知道，晓春说三方当事人都想尽快解决争议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一天连着一天，每天晚上斡旋到十点之后，甚至凌晨三四点才休庭，连着调解了六天六夜，双方才签署了调解书。
因晓春是独任调解员，经晓春提议，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调解庭有权邀请一位咨询专家向独任调解员独立提供咨询意见，以强化调解的专业性。这宗案子有三方当事人，其中一方是纽约曼哈顿闻名世界的地标建筑的管理方，精通土地交易、城市规划和房屋建造，他们的律师也是在华尔街叱诧风云数十年的顶尖律师。三方当事人请的律师来自中国、新加坡、美国等五个不同的独立法域或司法区，调解过程中英语、中文和粤语都得用上。
我的工作就是向独任调解员提供独立咨询意见。一打开案件相关材料，发现问题可不少。一份土地竞买合同，既有商事主体竞价购买的商事行为，也有原土地方办理规划审批和土地使用许可等行政法范畴的问题。在经过严密论证后，我认为三方争议的合同是一份多种法律关系并存的法律文件，仲裁院就土地竞买交易部分的商事争议有权仲裁。经过向三方当事人通报仲裁院的决定和依据，调解庭在三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了案件审理和调解的范围，对不属于仲裁院审理范围的其他法律体系的问题，也释明了解决路径，这样案件调解就正式开始了。
虽说是调解，因为案件标的太大，任何一点考虑不到都会造成重大利益偏差，导致扩大分歧，调解失败。让双方同意按照一定的程序循序展开，已经走过的程序和有共识的事实及法律问题，要逐步固定下来，慢慢达成共识，最终只在那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上调解。事实上，因为三方都有继续交易的意愿，所以是在最后阶段呈现的严重利益分歧问题上再次做了一个调整的交易。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协助晓春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协调和磋商，决定了案件调解的程序安排，那就是：首先确认并固定事实；其次是三方分别申述争议要点和理据；最后是聚焦共同同意的争议要点，理出三方的争点差异。调解方法也是采取首先由当事人各自提出自己一方的解决方案，再由调解庭提出折中方案，最后调解员与三方分别面对面、背靠背地协商，求同存异，消弭分歧，争取最终达成一致。这些工作始终有序进行，每一项议题都进行了一天到一天半左右的时间。每天深夜休庭前，三方都会得到明确的当天总结，知道哪些问题已经明确，哪些问题次日会继续讨论。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整个调解程序如行云流水一样流畅，没有浪费一丁点时间，更没有走折返路。晓春这个独任调解员责任重大，他表现出的高超的谈话技巧，坚守原则和折中妥协的完美结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案能够这么有效率地进展下来，核心问题是大家都认可调解庭提议的程序规则，也认可三方应该聚焦的实质性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而晓春这个独任调解员展现的能力正是始终能够引导三方当事人把时间和智慧花在既定程序和焦点问题上。
我这个经三方当事人同意坐在庭上独立观察的专家认为三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也都特别聪明和智慧，每一个关键问题都说透了却不点破对方，给协商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而他们的敬业精神也值得每一位同道人学习，无论前一天工作到多晚，第二天出庭时，每一位律师都那么精神抖擞，为委托人的利益满血战斗。而他们前一夜回去一定又继续工作了很久，因为一开口讲话就知道，头一天留下的题目他们都做了细密专业的研究，给庭审带来了新的思想火花，让我不禁怀疑他们整整一夜都没有休息。
仲裁院内部安排协助晓春院长处理该案的工作人员钱明强、谢卫民、杨涛等很给力，调解庭秘书宓思和仲裁庭秘书尹冠军也很敬业。从业务细节到后勤服务，仲裁院都堪称国际一流，全过程紧张、有序、专业、高效、温暖。
为了确保调解的成果具备强制执行力，三方协商将调解的程序转为仲裁，仍然共同指定晓春担任独任仲裁员就此案作出裁决。一宗争议标的额达134亿元人民币的复杂案件，从立案到裁决结案，历时13天，我想这宗案件很可能创造了一项仲裁的历史。我有幸侧身其中，见证中外当事人对深国仲的信赖，对案件事实层层展开剖析的专业，以及当事人对公平、公正、效率的追求。事后得知三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对案件结果都特别满意，对深国仲和刘晓春院长赞赏有加，那个华尔街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因此还通知其客户尽量选用深国仲解决涉及中国和亚洲的商事纠纷，留下了仲裁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案子处理完了，这件事被我抛到脑后。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在纽约举办的以“中国的国际仲裁是否公正”为主题的国际仲裁高峰对话会上，我听到晓春旧事重提，不禁回想起点点滴滴。有一次，晓春和我们深圳办公室的合伙人律师谈起我参与处理了一宗迄今最大的仲裁案件，我才发现我竟然从未对外透露过我参与调解过程的精彩故事，我们深圳办公室的资深合伙人及管理团队对我参与这宗案件的信息一无所知。我觉得仲裁庭审案是根据当事人的委托进行的，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以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私密。我作为调解庭聘请的专家当然应该遵守深国仲的规则，不能与无关的人议论案件。深国仲对案件管理也是这么要求的，我只不过是遵守规则而已。所以，我的同事不知道我参与了这宗仲裁案件的审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纽约居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想起重洋之外的深圳，想起深国仲，并不觉得遥远，而且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新和亲切。
2020年5月31日于纽约
2018年6月27日，围绕“中国的国际仲裁是否公正”这一主题，深国仲与美国中国总商会及纽约国际仲裁中心在纽约曼哈顿联合举办研讨会。左起：朱茂元、Christian Alberti（AAA-ICDR副主席助理）、Lisa M. Richman（McDermott Will & Emery LLP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晓春（SCIA院长）、William Park（LCIA前院长、AAA理事、波士顿大学教授）、沈四宝（SCIA理事长）、Mark Feldman（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Ranse Howell（JAMS国际部主任）、James Shorter（德恒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戴静（深圳市驻北美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
在纽约举办的围绕“中国的国际仲裁是否公正”主题研讨会上，朱茂元先生（右）在发言中。
研讨会讨论环节
研讨会活动现场
